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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人眼中的心脏支架手术

时间:2017-09-19 11:00 来源:康必行 作者:海外医疗-saya
2003年到2006年之间一段卖心脏支架的经历,让王明理(化名)对心脏介入专家的看法大大改变。在他看来,专家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无证的支架,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这些产品的回扣更高。
过来人眼中的心脏支架手术
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经营心脏介入手术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销售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推销心脏支架。他说,当年的市场情况是,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卖给医院的价格是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的出厂价是6000元左右,卖给医院是38000元,医院进货之后,再加价15%卖给病人。近年来,因为竞争日渐激烈,价格有所下降,但仍在万元之上,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高得离谱。业内有说法称,同样是一台心脏支架手术,在中国所花的费用,相当于在印度做完之后再在印度旅游一圈。
支架出厂价与医院进货价之间的高达数倍的利润,不可能仅仅归王明理他们这样的公司。某种意义,王明理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利润向安装支架的介入专家倾斜,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王明理的主要服务对象由两种人组成:北京知名医院的心脏支架专家和北京周边医院的心内科主任。
由于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 (段广水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在门头沟医院做的手术,但手术医生却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专家),王明理充当的是两者的桥梁,他为那些想开展支架手术的医院请来专家,同时带来本公司提供的心脏支架和配套产品。
专家的“好处”分为两块:一是支架的回扣,按支架的使用个数计算,每个是1500元。当地医院为了充分“用足”专家,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起来做手术,如果总共使用10个支架,回扣总额也就是15000。
此外,专家到来之前,当地医院要向患者提前收“专家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包”。每个手术病人1500元,如果仅做造影检查而不装支架的话,则是1000元。这样算起来,专家每跟王明理出去一趟,现金收入在两万元以上。而跟王明理合作的专家,除了一周有一天半时间在医院上班,其他所有时间都在“走穴”。王明理保守估计,他们一年仅“走穴”的收入便要在500万元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经手的一批无证支架,一位专家虽然看出来问题,但仍然给病人用了,只不过有证支架的回扣是1500,无证的则是2500。
至于手术当地医院,从王明理的公司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手术所有使用耗材总费用的20%。这笔钱通常只交给医院的科主任,至于进一步再如何分配,则是对方的事。这是因为规避风险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事实证明它极易埋下隐患。2002年5月9日,山东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曝出一桩命案:光天化日之下,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孟军将科主任张登学用哑铃活活打死。根据警方调查,引发这起命案的,正是心脏支架的回扣分配问题。
在王明理看来,在心脏支架手术圈里,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决于手术医生的良心。问题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良心往往脆弱不堪。根据王明理的经验,对于那些可装可不装的病人,专家一般都要装。
王明理的观点得到一位心内科著名专家的认可。该专家指出,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但制定指南的,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而在国外发达国家,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
医院最早开展支架手术的是心内科,因为利润丰厚,后来急诊科也逐渐推开,有的医院则专门成立了介入科。于是医院内部也有了竞争,分诊的护士往往成为不同科室的争取对象。王明理说,据他所知,在有的医院,分诊护士给某科室介绍一名做支架手术的病人,就会拿到一笔千元左右的回扣。这些竞争最后的指向仍是病人,在病人身上扩大适应症甚至给没有适应症的病人安装支架,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
除了卖心脏支架,王明理还向医院卖配套使用的导管。在他看来,心脏介入手术,除了滥用支架,导管的重复使用也很严重。按照相关规定,手术中使用的导管都是一次性的,可几乎所有医院都存在重复使用,医院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词:二号管。有一次,一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向王明理抱怨他们卖的导管质量不好,王明理于是问“怎么讲”,对方说,你们的用四次就坏了,人家×××进的可以用十次。王明理惟有苦笑。
在王明理看来,心脏介入手术行业里,支架专家是最宝贵的资源。几乎每名专家后面都有几位王明理这样的支架经销商围着转。为了获得专家的青睐,王明理和他的同行使出浑身解数,很多时候,他们几乎变成专家的秘书——有时甚至是保姆。“我们为专家接小孩,买早点,甚至装修房子——一句话,只要专家有需要,我们什么都干。”王明理说。他深有体会的一件事是,有位专家新买的房子装修,竟然打电话给他要其帮忙买一瓶502胶水送过去,而他惟有照办。
王明理的一位同行,为了笼络一位专家,花了三年时间接其儿子上学。偏偏那位公子眼光极高,看不上他的夏利车,于是这位兄弟不得不又买了辆捷达。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朋友靠这位专家最后也“发”了。
有一次,王明理所服务的一位专家曾经不无得意地感叹:(像我这样的专家)给个市长也不干。
有一个专家亲口跟他说过,干一个月就可以买一辆新款的奥迪——这款车的售价要60万。他估计,各种明暗收入相加,这位专家早已经身家数千万,甚至上亿也不无可能。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说医生收入低的时候,王明理多有恍若隔世之感。
王明理说,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支架专家在市中心有几套房子一点不奇怪——专家们都很谨慎,他们不敢将钱花在外露的地方,因此买房多成为其最重要的投资。
王明理认识的很多专家都已办了移民,这主要是受当年医药卫生领域打击商业贿赂运动所影响。当时,一夜之间,王明理发现身边的专家都不见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出国“避风”。后来风头一过,专家们陆续回来,一切照常。
在王明理看来,热衷于装支架的有两种医生,一种是年轻医生,他们刚刚工作,需要买车买房,因此干劲十足;此外,即将退休的医生也会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支架手术对体力(需要穿铅衣以防辐射)、眼神要求很高,医生上了年纪便不能再做。
钱如此好赚,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据王明理介绍,有一次他跟专家出差,手术中出了事故,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结果病人家属不懂,不仅不怪专家,相反看到专家满头大汗抢救,还千恩万谢,手术费一分没少给。即使是出事后碰到“难缠”的病人,也是由所在地医院处理,专家做完手术走人,根本不管。
卖了三年心脏支架之后,王明理决定永远退出这个行业。这段经历带给他的,除了对“专家”的全新认识,就是再不敢轻易去医院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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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必行海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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