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的生长始终绕不开雄激素信号——即便通过手术或药物实现去势（血清睾酮降至去势水平以下），肿瘤细胞仍可能利用肾上腺分泌的雄激素或局部合成的微量雄激素维持增殖。在这一“去势后雄激素残留”的困境中，抗雄激素药物成为关键拼图。尼鲁米特（Nilutamide/Nilandron）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问世的非甾体抗雄激素代表，以其独特的代谢特性与受体亲和力，在前列腺癌联合去势治疗中占据了十余年的临床地位，至今仍是部分耐药患者的备选方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前列腺癌的系统治疗以“手术去势”或“雌激素疗法”为主，前者不可逆且影响生活质量，后者易引发血栓等严重副作用。1971年，甾体类抗雄激素药物氟他胺获批，首次提出“去势联合抗雄”的联合疗法——通过LHRHa（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抑制睾丸雄激素合成，同时用抗雄激素药物阻断残余雄激素与受体结合。但氟他胺存在肝毒性高、生物利用度不稳定的问题，临床亟需更安全的替代品。尼鲁米特正是在这一需求下诞生：作为硝基苯胺类非甾体化合物，它摒弃了甾体的刚性结构，通过柔性分子骨架增强与雄激素受体的结合能力，同时规避了甾体药物的代谢负担。1987年，其联合LHRHa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的适应症获FDA批准，成为继氟他胺后第二个进入临床的非甾体抗雄激素。

　　尼鲁米特的核心价值在于对雄激素受体（AR）的精准干预。与氟他胺相比，它有三大机制优势：更高的受体亲和力（解离常数KD约为零点五nM，强于氟他胺的两nM），能在低雄激素环境下仍有效占据受体；独特的代谢途径——口服后经肝脏硝基还原酶代谢为活性产物，半衰期长达五十六小时（氟他胺仅六小时），支持每日一次给药且血药浓度稳定；“延迟激活”效应——初始用药时可能因受体占位不完全出现短暂雄激素反跳（flare效应），故需与LHRHa同步或提前一周使用，这一特性使其更适合与长效LHRHa（如亮丙瑞林三月剂型）联用。临床前研究显示，尼鲁米特对前列腺癌细胞株的增殖抑制率较氟他胺提升约百分之三十，且对AR突变体（如T877A）仍保持一定活性，为后续耐药患者提供了可能。 

　　尼鲁米特的临床价值集中体现在“联合去势”方案中。关键Ⅲ期试验（如EORTC 30853）显示，对于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尼鲁米特联合亮丙瑞林治疗的客观缓解率达百分之五十八，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十八个月，与氟他胺联合方案相当，但肝毒性发生率降低近一半（转氨酶升高发生率从百分之二十五降至百分之十二）。在“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早期阶段（血清睾酮仍处去势水平），约百分之二十患者接受尼鲁米特单药治疗后出现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下降，为无法耐受化疗者提供了过渡选择。不过，随着新型抗雄激素药物（如比卡鲁胺、恩扎卢胺）的上市，尼鲁米特因独特不良反应（见下文）逐渐退居二线，目前主要用于对新型药物不耐受或经济受限的患者。

　　尼鲁米特的不良反应是其临床应用的“双刃剑”。最显著的是视网膜毒性——约百分之三十患者出现暗适应障碍（夜盲），机制与药物代谢产物蓄积影响视紫红质合成有关，用药期间需严格避光并定期眼科检查；其次是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约百分之十五患者出现头痛、眩晕，少数发生幻觉或抑郁（发生率低于百分之五），老年患者更敏感。此外，其代谢依赖肝脏硝基还原酶，与酒精联用可能加重毒性（如潮红、低血压），故用药期间需戒酒。这些特点使其在与新型抗雄激素药物（如比卡鲁胺无肝毒性、恩扎卢胺中枢安全性更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也正因如此，在需规避特定副作用的患者中（如对恩扎卢胺过敏），尼鲁米特仍是不可替代的选项。

　　如今，尼鲁米特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应用已大幅缩减，仅在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作为二线药物保留。但其研发历程仍具启示意义：它证明了非甾体结构在抗雄激素药物中的可行性，为后续比卡鲁胺（结构优化后肝毒性更低）的研发提供了参照；其对AR突变体的微弱活性，也提示联合AR降解剂（如PROTAC药物）可能是未来方向。目前，少量研究探索其在女性多毛症（雄激素过多所致）中的应用，初步显示可抑制毛囊雄激素受体，但样本量有限，尚未成规模。

　　尼鲁米特的故事，是前列腺癌治疗从“粗暴去势”迈向“精细抗雄”的缩影。它没有恩扎卢胺的明星光环，也不似阿比特龙般颠覆传统，却以独特的代谢路径与受体亲和力，在抗雄激素药物发展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坐标。对于部分患者而言，它仍是“老药新用”的希望——在新型药物失效或无法耐受时，这份来自上世纪的“老选择”，或许能延续一段生存时光。随着对雄激素受体信号网络的深入解析，这类经典药物或许会在联合策略中找到新的位置，继续为前列腺癌治疗补位。如有需要，请咨询康必行海外医疗医学顾问：4006-130-650或扫码添加下方微信，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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